1月16日，一份报告再次验证了新一线城市人才流入的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2017年第四季度，一线城市在线招聘职位数同比下降6%，而新一线城市同比上涨了51%。这意味着新一线城市正成为求职新沃土。

这背后，一场“抢人大战”正影响着数百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

人才新政吸引大学生选择新一线城市

2017年10月，武汉发布大学毕业生落户、安居房、最低年薪三项新政时，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的冯旭已经在北京一所互联网公司工作了一年时间。

正是这几项政策让他萌生了回武汉的想法。在仔细对比了两地的各项条件后，他选择了回到武汉的分公司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才新政正在成为大学生前往新一线城市就业的助推器。2017年夏天以来，成都、武汉、济南、长沙、西安、天津等十余个城市不断放出“大招”。记者梳理新一线城市出台的新政发现，政策主要集中在落户、房补、待遇等方面。其中，落户成标配，大多数城市凭本科毕业证即可落户。住房方面，各地也为毕业生大开绿灯，武汉规定大学生能以低于市场价的20%购房、租房，长沙为首次购房的博士、硕士分别提供6万元、3万元的补贴。

这些政策中，较低的落户门槛，最能满足毕业生的刚需。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研三的关子清最近签了成都一家报社，在成都出台的人才新政中，对她最具吸引力的正是落户政策。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收紧了户口指标。以北京为例，每年给予非京生源毕业生落户指标控制在1万名以内，并且“只减不增”。落户机会小、生活成本高，成为毕业生离开一线城市的重要原因。

根据智联招聘《2017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毕业生选择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为33.1%，与选择一线城市的33.5%持平。从武汉公布的数据看，截至2017年12月，已有28.29万名毕业生留在武汉就业创业，大学生在武汉新落户13.2万人，两项数据分别是前年的2倍和6倍。

京沪各大高校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同样验证了这一趋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2017年度签订三方协议就业的毕业生中，半数以上选择出京工作，而2013年两所大学留京就业比例还分别为53.7%和65.6%。在上海，近三年的数据显示，毕业生留沪就业的比例逐年下降，前往其他地区就业的比例逐年上升。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人才新政仅是大学生选择新一线城市就业的加分项，而非决定因素，就业地域流向新一线城市的现象，是一线城市对人才的“挤出效应”、就业机会、职业前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大学生的新选择顺应了城市产业布局重构需要

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新一线城市就业，也与这些城市自身的发展有着很大关系。

冯旭说，自己决定回武汉，也是看中了当地互联网企业发展的良好业态。从直播界风生水起的斗鱼，到小米、360、腾讯、小红书等知名企业在汉设立“第二总部”。武汉正在成为中国互联网第四极。

2017年11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数据挖掘专业的马凯决定把工作定在杭州。在他看来，杭州是互联网企业的基地，有着不亚于北京的工作机会和发展前景。

在杭州，以电商、移动互联网为首的信息经济持续发力，2017年前三季度GDP贡献率超过50%，电子商务产业连续6年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速度。

根据《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2017年第四季度，互联网行业招聘职位在一线城市用工需求减少2%，而新一线、三线、四线城市的用工需求分别为46%、86%、324%。报告进一步分析，新一线城市在大力布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并依托人才政策形成人口分流，面对一线城市的产业和人才饱和，这些城市的活力吸引了众多企业和人才入驻，产业布局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正在被重构。

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看来，无论是各地放出的抢人“大招”，还是大学毕业生主动前往新一线乃至二线城市就业，都是中国经济机会在空间上呈现多元化的一个体现。“在产业转移过程以及新的经济机会的牵引下，新一线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提高。”

真正留住人才，新一线城市仍面临挑战

抢到人才后，新一线城市能否留住人才？

“把人吸引过去，如果后续的政策跟不上，人还是可能会回到一线城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葛玉好说。在他所教的学生里，有不少一开始回到新一线城市或是二线省会城市，但后来由于发展不畅等原因又重新回到北京的例子。在他看来，现在的政策主要是物质性的，后续的子女教育、医疗、营商环境、城市环境等，才是使人才真正扎下根来的重要因素。

这一点也为其他几名受访专家所认同。在任远看来，城市对于人才的吸引力，第一是待遇，第二是发展机会，第三是城市的宜居性，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现在通过待遇方面的政策，确实改变了部分大学生的预期，使二线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吸纳了更多劳动力，但如果发展机会和城市宜居性不足，人才还是会离开。”

“关键是要创造出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规范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和法治环境。”任远说，“如果人到了一个人情社会中间，可能发现很难施展自己的才华，如果制度环境不规范，他的发展能力就会受限。”

“人才在劳动力地域选择中是动态平衡的，如果他在二线城市发现没有未来发展的机会，他们仍然可以选择用脚投票。”任远补充道。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认为，人才流入是产业发展的结果，不管是新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首先应该考虑自己发展什么产业，从而明确吸引什么样的人才。“产业打造好了，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做好了，人才自然而然就来了。”他同时建议，政府首要把公共服务做好，为企业和产业发展打造公共产品，而有关用人需求的问题应交给企业去解决。（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冯旭、关子清、马凯为化名）